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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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个月，某天，在外地出差的director突然给汪倩中了个电话“你这段时间忙不？”汪倩很奇怪“还行吧”老板在电话里有点支支吾吾“这样的。。。我有件私事，你帮我一下。。。我有个朋友，女的，明天从香港来，你帮我陪她一下”汪倩心头在笑，嘴巴上还是不露声色“嗯，放心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讲”老板一愣，反应过来汪倩是误会了，赶忙说“你别瞎想啊，是普通朋友，她来上海呆两周，要在周边跑跑。她人生地不熟的，我要在的话肯定得全陪，老婆多半不乐意了。。。”汪倩心头立即开骂“册那！”让本小姐去三陪？

傍晚下班，陈原来接。他娃知道自己的旧捷达看起来很掉价，怕给汪倩丢面子，所以一般都不到银城中路的大厦下去和成堆的好车挤，一般就把车阴秋秋的停到绿地这边，然后等汪倩慢慢走过来。。。汪倩上车后，皱着眉头把老板交待的麻烦事说了“莫名其妙，他怕老婆说闲话，竟然让我去陪着跑郊县”

陈原马上说“这两周我都没什么事（屁才没事^_^），要不我陪你去吧，反正有车，也方便”
汪倩犹豫了一下“你这车。。。”
陈原笑“这车怎么了，你老板一分钱经费不给，租一天大奔都要500呢！”
汪倩想了想“好吧。那怎么给别人介绍你？”
“说我是你找的司机不就得了”

第二天，两个人在浦东机场等到快半夜12点才把人接到。对方很有礼貌，浅浅笑“不好意思飞机误点，害你们久等。我姓王，你们可以叫我王大姐”在车上又对汪倩说“Eva，我以前听XX（汪倩老板）提起过你的，你要是嫌不方便，可以叫我Christy”汪倩赶忙点头“好啊”然后指着陈原说“他是司机，陈师傅”。陈原笑笑，对Christy说“王大姐听你口音不像是香港人啊？”“对的，我是台湾人”

第二天就开始跑郊区，都是些昆山、外高桥、松江等地方的台资企业。Christy一般都是进去见一些人，一两小时后就出来，继续下一个地点。

汪倩和Christy很谈得来，在车上乱聊一些娱乐八卦之类的新闻。当然，对于Christy的身份、来上海做什么这些东西她没有开口问，因为老板先就交待了不要乱说话。而且她其实也不敢问，她发现自己虽然很喜欢Christy，但是话题总在被她引着走，这个穿一身名贵套装的中年女人身上有一股气势，让你感觉很想亲近但是又无法走的太进。。。

陈原话虽然不太多，但和Christy处的也很融洽。他娃毕竟是那种“混”的律师，待人接物这些方面很会做的。Christy只在第一天上午叫他“陈师傅”，吃过午饭后就改口叫“小陈”了。不是因为陈原年龄确实是“小陈”，而是Christy听他说了几句话后就知道这娃根本不是专门的司机，而且还看出来了他和汪倩不是普通朋友，呵呵。

时间过去一周，三个人大概一起处了3、4天，Christy已经非常清楚陈原和汪倩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对于汪倩，她其实并不太关心，这个上海小资MM在她看来不过就是一个office花瓶；但陈原不一样，她慢慢开始留意这个小伙子的一举一动。

这次Christy到上海来，其实并不是公事，也是“私事”。当时台湾正在XX选举前的关键时刻，她是受一个父亲的老友之托，来为某派拉上海周边台商的选票。Christy并非那个“派”的人，她没有参加任何政+党，这个事情纯属私人帮忙的性质。而且大陆这边对于台湾选举在大陆拉票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官方评论或者定性（当然私下肯定是清醒白醒的），所以她也不太方便大动干戈去找一些原来上海的熟人朋友，于是就只拜托汪倩的老板安排个人陪着她，带个路什么的。汪倩的老板很早以前在普华短暂工作过，和Christy比较熟，但只是普通朋友。所以Christy觉得找他比较合适，因为这娃对她的背景一无所知，仅仅只是一个相熟的前同事。


过了几天，事情结束，Christy准备回香港了，没想到正巧碰上汪倩公司办每月一次的团体生日party，而且汪倩还正好是那个月的生日。在最后一次从昆山回来的时候，汪倩在酒店门口很热情的邀请Christy“姐姐”参加第二天的party“来吧来吧，我们的party人不会太多，都是过生日的职员和家属朋友，很好玩的！”Christy心头一动“那。。。小陈会去吗？”汪倩脸色很正常“陈师傅是我在外面找的司机呀，他怎么会参加？嗬嗬”Christy笑笑“好吧，我去！”

回到房间，喝了杯水，洗澡，换衣服，看看时间，已经半夜12点了。Christy给汪倩打电话“Eva，小陈跟你在一起吗？”汪倩愣了一下“没有啊，他已经回去了”“噢，这样啊。。。我突然有急事要再去一趟昆山，能不能麻烦你叫他马上来接我？”

半小时后，陈原来了，额头还在冒汗“王大姐，这么急？”
Christy坐在椅子上微微笑着“我后天就要回香港了，小陈，给我一张你的名片行不行？”
陈原刚要掏，突然一愣：司机怎么会有名片？
Christy语气很慢“我知道你不是司机”
陈原有点尴尬，只好摸出名片递过去“我是汪倩的朋友，来帮忙接送您的”
Christy看了看名片“你是律师？”
“嗯”
“。。。做过经济罪案没有？”
陈原老实说“做过，一大半都是经济的。。。刑事的收益太差，呵呵”
“好吧，以后有机会联系你”

陈原退出房间，下楼，开车，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第二天，银行的party在新天地的一个酒吧包场，来了100多人，热热闹闹。总共有20几十个职员过生日，几乎都是刚进外行没多久的小伙子大姑娘，都很兴奋，外企白领的生活真他妈爽啊，呵呵。

Christy一直和汪倩相熟的几个女孩子坐在一起，喝水，乱聊。过了会儿，汪倩接了个电话，然后出去把MBA男接进来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朋友”。MBA男笑颜如花，用白领MM的话来讲，很nice。这娃还专门给汪倩带了个很别致的蛋糕，很薄，方形的，上面奶油淋的英文“Happy Birthday Eva”在座的MM些立马就有人认出来了“哇靠，这不是在XXX买的吧？哇好喜欢噢！”MBA男很谦逊的笑“我很喜欢这种style。。。”

Christy微微笑着，不动声色的起身，到了酒吧外面，摸出昨晚陈原给他的名片，拨电话“今天是Eva的生日噢，你怎么不过来？”陈原一愣“她生日？不是还没到吗？”“我不知道啊，银行的今晚在庆祝。。。”

半小时后，陈原满头大汗的冲到了酒吧。走到汪倩那堆人面前，刚开始还在笑，后来看见桌子上的蛋糕，还有紧贴汪倩坐着的MBA男，一下子呆住了。。。所有人都很尴尬，汪倩很吃惊，本来想随便扯两句，但是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盯着陈原不说话。旁边的几个MM小声的在交头接耳。Christy很平静的坐在角落里，观察陈原的举动。

陈原站了足足有5分钟，脸上的表情五味杂陈，最后低下头咧开嘴轻轻笑了笑，然后向MBA男伸出手“你好”。MBA男大概也猜出来了陈原是个重量级对手，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礼貌的握手寒暄。

陈原勉强笑着，给几个有一面之缘的MM打了一圈招呼，然后对汪倩说“生日快乐，再见！”说完抬脚就往外面走。汪倩追上去拉住他“我们都是朋友好不好？你不要乱想！”陈原没停步，仍然走。汪倩大声说“认识你两年了，我一直真心把你当朋友。。。”陈原停下，转过头来一字一句说了4个字，然后调头走出了酒吧。

哪4个字？“我是男人！”


陈原站在喧闹的酒吧街边，静静的抽了根烟，然后把烟蒂向暗角使劲一扔，转身向停车场走去。刚走两步，背后一个声音“陈先生，请留步！”陈原转过来，Christy看着他 “明天晚上我回香港，希望明天下午能有机会和你谈一谈”

Christy今天晚上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觉得陈原人很不错，比较喜欢这个小伙子。作为一个中年女人，她不太希望看到这个很努力的年青人被黄毛丫头玩。就像她后来告诉我的一样“那个女生只值5蚊钱！”第二，她现在手下的“Team”已经快搭好了，唯独缺一个律师。相了很多人，都不满意，发现陈原是律师后就决定“考”他一下。年纪轻不是问题，性格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她就想看看陈原在今天晚上那种情况下的表现如何。。。幸好，陈原的表现完全可以打满分！^_^

第二天下午，陈原在中信楼下一家咖啡厅里和Christy见了面，一坐下就感觉大不一样：Christy换了一身很庄重的黑色套装，口气很冷，直接开门见山“愿不愿意给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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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青春如歌》的结尾。2004年4月初，我躺在火车软卧上，翻来覆去都无法睡着，于是起身，开门走到车厢接头处去抽烟。窗外是贵州山区的夜色，漆黑一片，偶尔能看到远处隧道口的探照灯一闪。。。这一次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当时心里的想法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一个是感情上的重挫，一个是事业上的迷茫感让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继续走回老路算了，成都不是我能呆一辈子的地方，出去吧。

感情失败在《青春如歌》里面已经交待过，我和周越只能算是错误的认识了对方，我们根本就不该认识！和程璐虽然不能走到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毕业以后生活在一个城市的话，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还是没问题的；和方雅完全就是造化弄人，阴差阳错始终没有碰合适，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这个东西，但是和方雅的经历让我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确实有缘分，他妈老子完败！。。。周越和她们都不同，我和她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水和油一样，完全不能融合，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我是男人她是女人，男女都有彼此需要的时候，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在深圳漂过的兄弟姐妹应该能够体会这种状况）。感情生活陷到了这一步，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

事业方面的迷茫没有在《青春如歌》里面交待，这里简要缩缩：我在工作以后，几乎都一直在奔跑，北上广深四处转战，所以一直有联系的朋友其实并不多。因为社会关系圈子毕竟需要时间和接触来维持的，漂泊的人一旦换了城市，原来地方的朋友圈子就会渐渐淡下去，只剩下偶尔一声的问候而已。。。在这些不多的朋友里面，不是成都家乡人的，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青春如歌》里面的董峻，一个是张维力。

维力是我在北京时认识的朋友。他比我小好几岁，北理工的，上到大三的时候耍朋友整出了事（把女娃娃肚子弄大了），后来就被学校劝退。这娃当时也没给家里说，就开始和几个朋友混中关村，帮人拼货。后来有次很晚跑到国贸来给我们公司送打印机，他娃的普通话一口椒盐味，一听就是四川人。当时我正好在加班，和他片了两句，知道他家里是绵阳九院的，就问他知道刘旭不，结果他哥哥和刘旭竟然是中学同学，日。。。说到动情处，两个人还一起感叹了一番。

维力这娃人很灵醒，小眼睛随时都他妈东转西转的，他一直喊我哥，拜托多照顾哈他们那个小摊摊。我说老子还不是打工的，超顾个火铲。后来我搬到工体北路住，就把双榆树那个租的房间让给了维力。结果这娃狗日不落教，几个月后不晓得咋个回事，那对合租夫妻的男的竟然找人来把他娃打了一顿，说是勾引他老婆还是咋回事。后来那个男的还给老子打电话，说我也要负责，因为是我带去的人，说他现在找不到维力了，要让维力赔1万块钱。反正就是整的乱七八糟的。。。我找到维力问他“恼火不？”，他娃一幅可怜相“扛不住了！哥，拉兄弟一把啊！”老子看他娃那个样子实在造孽，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准备要和Christy去广州“干大事”，就去双榆树找那对夫妻扔了1万给他们，然后帮维力处理了那个中关村的歪摊摊，买了张票把手上打着夹板的维力送上了回四川的火车。

当时我早已不是愣头青，这样帮维力其实是看在已经不在人世的刘旭份上，怎么说也是故人，就当还刘旭一份情吧，在西安的时候欠他太多了。。。

2003年我们在广州的公司散伙以后，Christy去了北京，留我一个人在广州擦屁股。那段时间确实比较闲，我频繁的回成都。后来维力从绵阳给我打电话，拉老子去入伙。这盘倒是正儿八经的做生意，他哥哥是公+安，操得还比较亮，维力就靠哥老倌照顾，在跃进路那边整了个洗脚房，当然肯定是“那种”地方，呵呵。我去绵阳呆了一周，看了一下真的还不错，就把当时手边还剩下的20万扔了进去，当个甩手股东。

这种生意只要上面有人罩着不出事的话，那个利润率是他妈很吓人的。维力也很会搞（可能虾子确实天生就适合开窑子），到了2004年春节我回成都来的时候，本钱都基本上已经赚回来了。1个月后我又拿回了借给董峻的一大笔钱，当时其实都想过要不要全扔到维力那边去，因为他娃正准备再整个很大的桑拿，上档次的那种。这种暴利生意只要一上了“档次”，赚头就像下钱雨。

和周越分手后，我犹豫了很久：真的要跑去绵阳和维力一起发展“娱乐事业”？该不该走这条路？。。。说老实话，我本身并不是太喜欢维力，因为他娃大学退学后一直在外面操，身上沾了太多社会气，我和他并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只是他娃人品还不错，很靠的住的一个人，适合做生意伙伴。但是他和我的level有差别，而且还差很大！难道就去做那种生意，一辈子这样“沉沦”下去了？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选择？

这就是当时事业方面的迷茫，我不知道是否该去绵阳。

所以当Christy的电话打过来时，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不去绵阳了，回到Christy那边去。当时我毕竟是一个还没满30岁的年轻人，做出这种不完全理性的决定很正常的。所谓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我还有最后一次挥霍的机会。。。

一周以后，从维力那里拿回了所有的钱，我匆匆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还以为是真的要在外地安家，不会回成都来了，呵呵。倒不是天真，而是下了决心要跟定Christy。当时她在我心目中就是能够决定自己一辈子人生路的领路人。不过这条路该不该我走，我自己都还不知道。。。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萦绕在心头：Christy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力求简短的缩缩：

在前面几季就提到过，最后的这一季《再见理想》会有非常多的内容无法直接表述出来，只能通过很隐讳的说法。这是现实的局限，谁也没有能力反抗。Christy出生在台湾，他老爸的名字如果说出来的话，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惊讶的从椅子上掉下去。。。不过Christy基本上没有沾到过她老爸一点光，因为她妈妈没有“名分”。

她从小生活在台中，按她自己的话讲“不认识台北的路！”。一直过的很辛苦，国中（初中）毕业时妈妈病逝，她无依无靠，只好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半年。后来她老头子的一个老部下实在看不过眼，自己单身没有子女，就把他接到美国，收养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本来并不姓王，是改的养父的姓。去了美国2年后，养父经营不善破了产，只好带着她回到香港（养父最早是从香港直接去的美国，在香港还留的有点房产），在北角靠收租度日。

养父经历破产以后，心理完全被打垮了，在香港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就喜欢上去澳门，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去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仅仅半年就把香港的老本也输光了。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把北角的最后一套公寓卖掉作本钱，带着Christy到维港对面的观塘去开了家小文具店。

Christy的最高学历就是在美国上了两年高中。到香港来后本来养父还说送她去英语学校，结果学校还没选好就输光了家产，又不愿意送她去GCD提供经费的那种低学费“亲中”学校，没有中五结业文凭也没法考大学，于是就只好不读了，呆在家里帮着经营文具店。养父连遭两次大打击，其实人已经废了，整日酗酒，不睡觉的时候就没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对于当时还没满20岁的Christy来讲，生活的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文具这种生意如果没有固定大客，光靠零售的话很难维持，于是又只好穿上廉价套装，背个装满样品的大包去油尖旺四处扫楼。她一直只能勉强听懂广东话，但是不太会说，一开口就是软绵绵的台湾国语腔，走到哪里都遭人白眼。还曾经创下过1小时内在旺角被阿sir查3次身份证的纪录，后来就养成了随时把护照（她一直拿的美国护照）带在身上的习惯，10几年都没变过。在勉强有了点固定客户后，经常为了500港币（按收入水平算大约相当于大陆现在的80块钱）的生意就地铁巴士倒上半天去送货，还得计算一下怎么走更省钱。。。

进入90年代后生意慢慢好了起来，Christy把铺子关掉，和养父搬回了福建人聚居的北角，开始专做公司客户的生意。穿的也稍微好了点，至少不全是旺角的地摊货了，现在的客户都在中环遮天蔽日的高档写字楼里，穿的差了连楼都上不去。她给我提起过很多次进第一个高档写字楼置地广场时的情景“整个电梯里的办公室女郎，不管谁的衣服都至少比我身上的贵10倍，我只好埋头看自己的脚。。。”这对一个刚20出头的女孩子来讲，可以想象有多么艰辛和窘迫。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她去给一个美银中心的老客户送货，去了才知道那家皮包公司已经搬走，上次的款都还没结，一下傻掉。但是她马上稳住了，看空荡荡的办公间里貌似有个新公司租户在看装修，是个老外，于是就大胆走上去搭了下话。老外有点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送文具的小商户竟然能说一口地道美语，于是就聊了1个小时。聊完后Christy还竟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老外把送来的文具也顺带买下了^_^

第二天Christy就收到那个老外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去做助理。Christy本来不是很愿意，因为她一走家里的文具生意就只能关张了，但是老外力邀，电话里直接给她翻了三倍工资，Christy想了半分钟，开口“5倍！”，老外一愣，随后笑笑，还是答应了。当时这个老外一个人从美国派到香港来开亚洲办事处，人生地不熟，能碰上Christy他觉得简直是运气：能说流利英语，懂粤语，国语更是不用说（当时的香港能说国语/普通话的本地人非常少见），而且最重要的是Christy拿的美国护照，老外可以不通过香港正常的劳工程序雇佣她，而是直接私人请她做事。

这个小办事处的美国公司是当时还在倒腾军火生意的卡莱（我们后面说）下面的一个子公司。Christy和那个老外处了一年，彼此关系非常融洽。在这一年中，她第一次单独出差就来了盘中国大陆，这次的大陆之行对她的意义非常重大，主要有两方面：

1。走之前养父知道她要去大陆，就告诉她一定要去重庆璧山看看，Christy问为什么，养父沉默了一会儿说“虽然你父亲（生父）对不起你，但他有苦衷的，你不要怪他。。。重庆璧山是他的家乡，我也是在那里当的兵，我们都是家乡人，那里也是你的家乡！”Christy来了大陆后真的去了璧山，用她的话来讲：除了能听懂一点当地方言外（养父就是说的那种话），没有任何其他映像。当时中国才刚刚邓爷爷92南巡，经济发展只能说是才起步，呵呵。。。

2。Christy这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是帮助公司确认一些和中国某些正府部门的沟通步骤。虽然这其实只是普通助理的工作，但她感觉明显受到了极其“高规格”的待遇：在某省的一次饭局上，竟然有该省某厅的行业主管副厅长作陪！Christy当时才刚满25岁，论年龄还是个年轻女孩子。和身份如此不对等的待遇让她迅速明白了：中国需要钱，非常需要钱，而自己身后的公司和整个行业就是这个世界上钱和经济发展的代名词！。。。这个醒悟让她彻夜难眠，有一种惊讶，有一种兴奋，甚至可以说就是这次的大陆之行让她决定了以后的事业道路。

回到香港后不久，公司的母公司卡莱决定直接合并掉这个子公司。那个老外回了美国，临行前问Christy“愿不愿回美国去做事，我可以向上面推荐你！”Christy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了。

好了，到了这里，有很多东西躲不掉，我们必须直接写出来。相信一些行内的朋友已经猜出了“卡莱”是哪个公司，大家心知肚明即可，不必点破，呵呵。让我们采用一种比较直白的说法：这个世界的整个经济秩序是由美国的石油和金融家族控制的（称之为总BOSS吧），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可以看成是外场盘口，一切尽在掌握，谁他妈也跑不掉！。。。这是一个金钱决定一切的屠宰场，只要有利益，总BOSS下面的所有妖魔鬼怪都会跳出来。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块处女地，但是埋了数不尽的金子和机会。所以当时军火生意玩的正起劲还没有完全转型为PE的卡莱立即决定要第一个冲进场，晚了他妈连剩饭都没得吃！（在本文成文时，看到了一条新闻“Blackstone六亿美刀入股中国蓝星”。呵呵，只剩KKR没来了。。。）

卡莱并不是玩金融出身的，早期的业务按“美国话”来说就是一家防务供应商。不过美国和中国不同，中国的军火生意都是国家垄断，自产自销；而美国是纯商业的运作方式，飞机大炮你可以整，但是整出来得要正府肯埋单才行，不然就他妈白花花的银子打水漂。。。所以在美国（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做这种生意其实只需要一个诀窍：上面“有人”。

卡莱就很“有人”，他的董事会有个玩笑别名叫做“退休总统俱乐部”，这在美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华尔街同行都经常对其出身表示不屑，因为靠关系作生意在资本主义社会毕竟不是主流，这里面太容易产生不能见光的东西了。当然，卡莱不会管这么多，这家big name投资公司仍然把作军火生意的那套作派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反正赚到钱才是王道，你管老子咋赚的！


Christy回美国去以后，在卡莱整整呆了3年。刚开始其实也是普通职员，但是卡莱这种纯粹的资本公司本来人就不是很多，而且因为这家公司的“华盛顿背景”，几乎全是白人，她当时是里面唯一的一张亚洲面孔，所以一直就比较打眼。再加上她自己也很努力，后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总监的秘书，再后来成了公司董事会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助理。

时间到了1995年底，Christy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在台湾的生父去世了。

生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部下都纷纷赶回台北参加后事，在香港的养父也提前到了台北，但是不管这一帮子人如何据理力争（因为Christy的妈妈在生前认识他们很多人），生父现在的整个家族都仍然一句话“不可能让她出现在葬礼上！那会变成头版头条！”一些不相干的关系人物也从中调停“要为X公的清誉着想。。。”僵持到最后，Christy在美国都已经上了飞机，生父家族那边才终于决定由主事的大儿子去桃园机场见面。

Christy中午下飞机，立即就被从来都没见过面的大哥“拦截”。没有人知道他们俩在候机楼的咖啡厅里谈了些什么，但其实可以理解的：Christy在面对年龄完全可以做他父亲的大哥时，应该还是有很多话无法讲出口，也有很多辛酸只能深埋心底。。。几小时后，她又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连候机楼的门都没有出。走的时候给养父说了句话“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台湾！”

生父的去世给她的命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后来一些在美国的GMD遗老“头面人物”给了她很多照顾，如果要算的话，这就是她唯一能算沾生父的光。这些生父故人给予的照顾都是些人脉关系，再加上卡莱的那个“重量级人物”引荐，半年以后Christy就直接进入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总BOSS”的势力圈子，开始在某家族基金会担任特殊联络人的职务，把住处搬到了纽约，每周都华尔街—华盛顿来回跑。

时间到了1997年，Christy接手了总BOSS“直辖”的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由XX家族基金、卡莱、XX银行等一摊子总BOSS的小弟共同出资，决策委员会里面全是big name。这笔资本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些利益进入中国；成立的原因也只有一个：他们有了Christy这个具体的执行人。

1997年底，Christy回到了香港。她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扯山头，那样做铁定会寸步难行，而是选择已经在中国大陆扎下根的美国五大会所作为“跳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idea，我后来甚至都怀疑这是美国那边想出来的办法，而不是出自Christy自己）。

对于五大（现在的四大），相信在里面做到过一定level的兄弟姐妹都明白：他们在中国赚钱是一个主要目的，还有一个非常隐讳的目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各大外企。什么需要？在中国赚了钱的公司，不管你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没有任何一家敢说自己没有违反过、并且在将来也不打算违反中国的经济法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下，100%的守法经营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收入再多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随时都在变着花样和正府作对，国企靠和上面“博弈”赚钱，民企靠关系硬胆子大赚钱，那外企呢？毕竟在人家的地头上，所以不敢像国企一样和正府直面PK；自己好歹也是top500，所以也不可能像民企一样混水摸鱼，那只剩下一条路：玩技术活。

五大的隐讳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外企“作技术”。最厉害的，几亿上十亿美元，半个月之内七弯八道拐的在国境线来回转几圈，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影子都没有！当然钱不会自动长翅膀，钱仍然是躺在某家银行里的，消失的只是帐面上的数字“没利润，亏损了”。如果有相反的需求，五大也能给你做出来，当然那是另外一套手法了。之所以朝廷对这种“灰色活动”虽然一清二楚但又毫无办法，就是因为中国是资本管制的，在金融上和外部世界完全是割裂开来的，所以就算你有怀疑也无法拿到证据。查，去哪里查？你以为走出国门后五星红旗还管用？

在中国的top 500从来没有哪家上过全国纳税大户的名单，上面从来都只有本系统、中X油、中X寿这些“大单位”的名字。甚至大名鼎鼎的18M中国公司都连续“亏损”过3年，你相信他们也会亏损吗？更离奇的还有某著名欧洲电信设备厂商，在本系统大量采购产品、单子都是用亿元来计算的2001年，竟然应纳税额还不到500W人民币（我当时就在PwC，这是亲眼所见），简直他妈不可思议！。。。这些都是五大的功劳。当然收费也不菲。

Christy当时就是看准了五大这种地方完全可以做为一个深入中国经济的“跳板”。因为直接以美国资本代理人的身份进来，绝对会无人敢理你“对不起，我们不敢接触。。。”那时候不要说这种总BOSS直辖的代表某种利益的隐秘资本，就算是沟满桑科斯、大摩、米瑞利奇（和卡莱一样，都用的谐音化名，行内兄弟大家就会心一笑吧^_^）这些做“阳光生意”的华尔街公司都只能在中国开个小办事处，整天就和正府官员喝茶沟通感情，呵呵。

当时华尔街的各路诸侯其实都屯兵香港，但是望着深圳河这边也只能“慢慢来”。。。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利益驱动的，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真理。

Christy回香港不久后就加入了安达信香港。其实她最初的想法是让美国那边把她安排进PwC（因为普华最大），但是之所以选择了安达信，仅仅是一点私人原因：她和安达信香港的一个娃结了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结局并不好，一年之后就离了婚。这件事情我不太了解详情，就不多费口舌了。

在安达信的时候她就开始着手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她并非会计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可以不受“相关活动”法规限制，于是就按照美国那边的惯例建立了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北角财务公司”（当然是化名，我们就取她第一次来香港时的地名吧）。但是这个北角公司并不是一家独立公司，而是沟满桑科斯亚洲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为了方便以后的“业务”，在某些时候，需要利用沟满桑科斯的牌子为自己遮挡一些麻烦。。。可能很多人会问：沟满桑科斯这种华尔街大牌会同意？嗬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华尔街没有大牌，在总BOSS面前他们都是小弟！

其实后来我估计，沟满桑科斯香港部分知道有这个北角公司存在的人，不会超过5个！这也是Christy的老东家卡莱的惯用手法，这个军火贩子起家的投资公司还在卖飞机大炮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玩了。

Christy在安达信香港呆了两年多，除了把北角公司弄出来了之外（北角当时只有一个秘书，办公室在。。。还真他妈就在北角！），就开始频繁的出入内地了。这两年多时间里她基本上都一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走动。最开始的事情并不是立即就要下手，而是要认识人，利用她香港安达信合伙人的身份认识很多的人，要把整个基础打出来。Christy出身于台湾，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和1991年台湾废除“动员勘乱时期”前几乎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她很快就融了进去。

1999年底，在我离开本系统的时候，Christy打听到PwC香港有一个外派到北京工作的空缺，于是决定跳过去补这个缺，她觉得可以真正的进来了。当时PwC的这个缺其实level并不高，只是一个普通的manager，Christy过去的话实际上是整整降了两级。不过她没所谓：五大不过是一个利用的跳板而已。

2000年，我被Ricky招进PwC。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其实并没有见过太多次Christy，她当时的工作和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那时一起混的兄弟除了老冯这个德国二杆子外，就是Ann和老杨。Christy其实是在PwC中国的高层圈子里，并没有具体的在审计、税务、咨询这些业务群里面。只不过她的level比较低，只是manager，后来才升成了senior manager。至于为什么一直不是partner（这个其实很奇怪的，因为她在安达信香港就是partner，从常理上讲安达信和普华的“档次”差异绝对不会有这么大），我只能理解为PwC中国的本地化太严重，Christy的美国老板没有办法“关照”过来；或者也有另一种解释，就是Christy自己选择了很低调的方式，因为大陆和香港的环境毕竟不同。。。可能我更愿意相信是后一种可能。

第一次听说这个后来好几年严重“引导”了我人生道路的女人的名字，是在和阿芸认识不久的一次饭局上。我听她说有一位“姐姐”对她特别关照，因为她们都是从PwC香港外派过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怎么上心，只是随意的问了问，然后记住了Christina这个名字。

阿芸走了以后，某次为了给已经被我们几个烂人拉下水的Kevin同学（他现在都还在18M）庆祝生日，一伙人在建国门某馆子大喝了一顿。在那次酒局上我第一次见到了Christy（因为她是Kevin的台湾老乡）。Kevin后来喝醉了，勾着Christy的肩膀说胡话“虽然大哥昨天才在公司里认识你，但你放心啦，我们是老乡，今后大哥罩你！”大家都开始哄笑，还吼Kevin应该把“妹妹”抱紧一点，体现大哥的关怀。Christy并没有什么过激反应，还笑着说“那好啊，以后大哥要是当上了普华这边的老大，可不能忘了小妹噢！”一伙人立即笑得四仰八叉。。。

但我却没有笑，反而还有点暗暗心惊。Kevin年龄比较大，开玩笑说“哥哥”到没啥大问题；但是说什么“今后我罩你”这个就有点离谱了：他娃只是一个普通manager，Christy不光level比他高一个大级，而且最重要的她是高层圈子的人，我们这些下面干活的人群是根本不能和她比的。。。但她竟然对Kevin的酒后胡话和失态动作一点都不生气？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简单。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酒局结束大家往外面走的时候，Christy很留意的和我走在一起，小声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原来Yolanda在这边交的那个朋友就是你？嗬嗬，你好福气噢！”老子当时惊讶的下巴都差点掉下来！我和阿芸在一起的那小半年，彼此都认真强调过不能让公司里的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些个人隐私谁都不会自己拿出去说的，但阿芸竟然会告诉她？当然我肯定是相信阿芸的，只能有一个解释：Christy绝对不是普通人，她道行太深了！

我后来仔细回想，也许Christy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注意我，开始隐约觉得我是可以和她一起做事的人。她可能通过阿芸的事情感觉我“胆子比较大”，因为在当时，大陆男和港女谈朋友的确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毕竟经济条件有很大差别。

半年后PwCC被卖给18M，这个突发事件让Christy有点措手不及。安然出事的时候她也考虑过五大这种地方会受到影响，但是肯定没有想到变数会这么大而且来得这么快。按理说她是属于PwC China总部的人，和我们PwCC的人不一样，她如果想要一直留在嘉里中心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在北京的这两年多时间，Christy的本来计划是要发展出一些“离太阳比较近”的关系，争取能够多取得几条自上而下的route。但这个事情其实完成的并不好，因为她的背景始终都还是“外面”的。可能是觉得在北京已经再难有什么突破，于是当Edwin找到她商量一起出去开公司时，她立即就答应了。

当时Tom是Edwin的小弟，所以Tom肯定也会加入这个公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Edwin，和Tom也只是一般熟而已，所以他们决定拉我加入的唯一理由---我后来回想---只可能是Christy！所以她才会单独带着我去广州，所以她才会在广州对我特别照顾。。。如果没有猜错的话，Christy在2002年我们决定离开普华的时候就已经看上我了！

任何做大事的人，挑选帮手和培养臂膀从来都是提前动手的。